社會組織如何走向國際化

社會組織如何走向國際化

原題【社會組織如何走向國際化】

改革開放以來，中國企業國際化取得了逾越式發展，相比之下，目前中國社會組織國際化道路還比較遙遠。

根據民政部的統計數據，我國現有社會組織近60萬個，其中涉外機構不到600家，比例約為千分之一。

這其中，真正能在境外開展公益慈善項目的社會組織少之又少;參與國際交流的社會組織數量相對多一些，但質量方面目前較難判定;當今中國大陸有1000家社會組織加入了國際組織，臺灣地區有1200家左右，從人口、社會組織數量來看，臺灣比例要高很多;中國科學技術協會做過一項統計，能夠參與到國際組織核心部份，并擔負副理事長或常任理事的，我們人數不過300多人，與全部中國的大國地位很不相稱;聯合國經濟和社會理事會中，非政府組織的全面咨商地位、特別咨商地位和名冊咨商地位，我們現在所占比例都很小，這限制了我們發聲、表達意愿，很難有機會去參與國際事務。

中國國際民間組織合作促進會(簡稱民促會)的主要工作是進行國際交流、國際合作。過去5年中，民促會參加國際事務已達上百次，建立了中歐交流機制、中美交流機制和中日韓合作機制，參加了很多較為重大的聯合國的相干會議。

根據我近年來的視察和研究，總體上講，中國公益慈善組織國際化進程還處于初級階段，面臨諸多障礙與挑戰。

從法律層面來看，美國鼓勵民間氣力參與國際發展支援等事務，是有法律依據的，但我國法律對此缺少有力支撐。舉個例子，因政策不允許，多數民間組織出國只能攜帶現金，沒法帶支票或上匯款，在一些治安不理想的國家和地區，現金被搶事件屢有產生。最近，政府取消社會組織在境外設立分支機構的審批，這是一個開明的做法，但在具體操作上，比如我在哪個地方設辦事處?銀行賬號怎么辦?外匯怎么辦?收稅怎么辦?是兩重，多重，還是一次?如何對社會組織進行監督等等，這些具體的法律法規都有待完善。我參與了我國《慈善法》草案的討論，其中關于國際化的相關內容顯得很薄弱。

政策層面也存在一些障礙。中央10八大以后，李克強總理提出政社分開，4類組織可直接登記。除2014年新注冊的大概3萬個社會組織，絕大多數都是有業務主管單位的，也就是說，還有57萬個是由政府管理，它們仍要依附于政府的某一部門，套用管理政府、事業單位的思路、模式。例如，社會組織出國需要辦理因公護照，層層報批，程序復雜，周期較長，同時，出國時限還不夠放寬。這很大程度上下降了社會組織的靈活性。

從資金的支持上來看，公益慈善組織參與國際事務普遍存在一個問題籌資難。首先是目標人群不容易明確，各國國情有異，履行扶貧、救災、社區建設等相干項目時，在不同發展程度的國家有不同的標準;同時，在國際間做項目本錢太高;此外，還要考慮到相干人員的家庭問題、子女教育問題、在所在國的人身安全問題和相干社會保險保障等問題。

《基金會管理條例》規定，基金會工作人員工資福利和行政辦公支出不得超過當年總支出的10%，相較于一些國際機構的30%乃至40%，我國的相關規定顯得過于刻薄。稅收方面也存在一些障礙，比如雙重稅收的問題，項目所在國是不是要繳稅，本國是否是要繳稅，都需要進行合理化調劑。

對社會組織本身來講，也有很大的提升空間。

國際視野、國際情懷，這是以國際化為戰略的社會組織的領導力需要具有的。有了國際化戰略，還要斟酌自身是不是具有配套的能力。

國內在理念層面能到達國際化程度的人材緊缺，在我們的教育體系里，對國際視野、國際情操，或用老話講，對國際主義情懷的培養不足，致使具有國際理念的人材缺少;其次，中國人口結構決定獨生子女遠赴國外做項目也面臨很大挑戰;第三，到國際上做慈善項目，要突破語言和文化障礙

文化、宗教、專業三方面，形成了國際化人材的綜合能力。人材的培養，是個漫長的積累過程。

從宏觀環境來看，社會氛圍是否支持社會組織走出去，這也客觀地影響社會組織是否需要將國際化當作工作重點。

有人說，做非政府組織就不講政治了，我覺得不對。遇到不同的法律、政黨、理念、社會價值觀，包括宗教的不同，天主教、基督教、佛教、伊斯蘭教、印度教等等，對在不同的地區做項目影響很大。

臺灣慈濟作為宗教性質的民間慈善團體，其業務遍及世界七十幾個國家。雖然該組織曾出現一些風波，但其國際化成功之處值得鑒戒。我去慈濟考察過兩次，總結了它的五個成功因素，其一，該組織具有良好的社會價值觀、理念導向;第二，員工的薪資水平相對公道;第三，文化建設較好，珍惜、節儉;第四，重視品牌打造和品牌宣傳;第五，臺灣地區政府在國際上會受到一些限制，這一客觀原因使得民間交流相對更加活躍。

在中國大陸，中國扶貧基金會做得相對較好，青基會也已積累了一些經驗，壹基金剛剛開始走向國際。除本國的成功案例可供我們學習，一些在華的國際組織也是很好的樣本。

過去境外非政府組織在華是沒有法律依據的，除《基金會管理條例》中，很小一部分談到了境外非政府組織可以登記外，大部分都缺少法律地位，只能靠跟中國的某一個社會團體、基金會結對子，建立合作伙伴關系，或者設項目辦公室。包括蓋茨基金會、李嘉誠基金會、克林頓基金會等等在內，在華境外非政府組織也就30多家。現在全國人大正在制定境外非政府組織管理的相干法律法規，以后將有法可依，明確歡迎哪些組織來華，不歡迎哪些組織來華，但具體操作上，我希望能更加客觀、開放、寬容一些。我們既然歡迎外資企業來中國投資，為什么不歡迎境外非政府組織來中國做好事呢，做慈善、公益、環保、救災、法律援助我們都該歡迎，同時，我們可以鑒戒它們走向國際的成功經驗和成熟規則。

除政府、社會組織兩方面的因素外，要推動中國社會組織國際化進程，也需要公民具有相干意識。現在世界對中國的印象可能是有錢、購物，去日本買馬桶蓋，在法蘭克福機場掃貨，加上一些同胞出國不太注意小節，諸如此類的問題難以避免，但盡量不要帶出去。我們過去講政府外交，逐漸走向公共外交，又走向民間外交，現在正擴展到全民外交。每個人都是主體，無論是官員、工人、農民，你的面孔都會代表中國，我們應該有這類意識，這對社會組織國際化的影響也至關重要。

無論是宏觀的環境因素，還是組織本身的優勢劣勢，無論是外部機會，還是面臨的挑戰，都會影響到社會組織的國際化進程。所以，國際化任重道遠，并非一件容易的事。此前我預測，到2024年，可能會有100家社會組織走出去，我想這樣比較客觀一點，一年增加10家。有位朋友說，黃浩明你太悲觀了，應當更多。